航拍余村。

往日的余村。（资料图片）

余村村口的一块大石头上，镌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从杭州出发，沿长深高速向北40多公里，就进入了湖州境内，继续往西北走十来公里，就一头扎进了安徽和浙江交界的连绵大山。

浙江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正好位于山地和平原的交界点上，背靠大山，面向平原。8月12日上午10点，记者到达村子的时候，正碰上一台沥青车铺路，为即将到来的一场全国性研讨会做最后的准备。

15年前的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考察这里，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15年来，当地人不仅把这句话刻在村口的大石头上，也将之刻写在大地上：历史上曾经被几个水泥厂和矿山搞得乌烟瘴气的村庄，如今山清水秀，鲜花盛开。

推动余村转变的力量何在？在过去15年中，这里的人们做了什么？

绿色发展青山如何变金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浙江湖州安吉考察时提出的科学论断。

8月12日，四川日报全媒体特别报道组来到安吉县余村，在“两山”理念首提地探寻“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秘诀；行走长三角，观察“两山”理念如何在别处落地生根。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提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大力推进区域内生态廊道建设，打造川渝森林城市群，深化跨区域跨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开展协同立法和联合执法，让两地人民共享巴山蜀水的秀美风光。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保护好生态环境是长三角和成渝地区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东问长三角，我们想探寻的是，有哪些经验可以复制，让生态建设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各环节，让绿色成为发展中最动人的色彩。

丢得下的勇气

从一无所有到开矿开厂，再到关矿关厂、收入锐减

从村委会所在地下车，向西走不到200米，就是鲍新民的家——一幢四层的小洋楼显得非常醒目。今年64岁的鲍新民从2005年开始担任村支部书记。2011年退下来后，又在镇上工作了一段时间。

2016年，鲍新民回到村里，建起了“鲍新民工作室”，主要任务是给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讲解“两山”理念。12日上午，他恰好有点空，就着一杯安吉白茶，给我们讲起了往事。

鲍新民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在他印象中，位于浙西北的余村自然条件比较差，人均只有几分耕地，以前吃饱肚子都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7年，还没有等改革开放拉开大幕，村里的石灰矿就开张了。随后，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余村的集体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几个水泥厂、石灰矿相继开张。村民和集体的荷包随之鼓了起来。当时几乎所有的村民都在水泥厂和矿山打工，月收入几百元，村集体的年收入最高达到300万元，余村遂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金山银山有了，绿水青山却没了。矿山让村里的山变成了“秃子”。整个村庄污水横流，炮声隆隆，更影响了当地人的身体健康。

2003年前后，村上打算关掉矿山。但很多人跳起来反对：没有了矿山，生计怎么办？鲍新民亲眼看到过，有人指着村干部鼻子骂：“不顾老百姓死活！”

不仅老百姓难，村集体更难，因为集体收入从几百万元一下子锐减到20万元。“钱是人的胆子。”没有钱，啥事干不了，腰都挺不直。最困难的时候，有人曾想把矿山恢复起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来自决策者的一番话，让当地重树信心。“腾笼换鸟”的转型之路随之在探索中起步：一方面，新建工业园，引进竹筷、凉席等家具企业；一方面，发展旅游业，建农家乐、搞民宿……

办得成的能力

绿色转型搞旅游，一一破解面临的各种问题

一个浙西北搞矿山的小山村，要转变为搞旅游，转型之路没那么容易，好在事在人为——缺观念，就组织一次次学习，到外边去考察参观，尤其是到杭州周边那些旅游搞得好的村子去学习。

缺技能，就组织到外边学习，或者把老师请到村里来，手把手地教，教大家做菜，教大家整理房间。最近几年，又教大家发抖音，搞宣传。

缺资金，就找银行贷，找朋友借，找社会筹，多管齐下，几条腿走路。

缺品牌，余村长在深山不为人知，农家乐开起来了，但游客没来。为了破解这个问题，当地开始找各种途径扩大宣传……

缺内涵，游客来了，仅停留在吃吃饭喝喝茶看看山，没有别的内容。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最近几年，当地又在原来单一的吃喝住的基础上，增加了漂流等新体验。

最近两年，他们又和当地党校合作，开设研学游，接待全国各地的参观考察团队。

“创新也很重要，光有绿色本底还不够，必须不断推陈出新。”鲍新民介绍，为打造当地的旅游特色，他们和浙江农科院合作，将村子里的稻田改种成彩色稻，稻谷不仅能吃，还能观赏。此外，还引种了矮种的向日葵，一到七八月份，村子变成向日葵花海，成为很多游客的打卡点。

聚得拢的活力

从分散经营到统一规划、统一使用，再到与城市工商资本合作

当下，彩色稻田和向日葵花海是余村的两大拳头产品，每天都吸引很多人来观赏。不过，其推进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最大的障碍是土地。余村地域狭小，面积不到5平方公里，耕地只有几百亩，200多户村民各有各的打算。有的想种水稻，有的想种玉米，有的想种蔬菜，但发展旅游，必须统一规划、统一使用。

怎么统？靠强制不行，只有靠改革体制机制。之前集体把土地承包给村民，为了实现土地的统一规划，这一次，集体又准备把土地反租回来。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在于价格。开始谈的是每亩每年800斤黄谷，村民不愿意，只有加码，在800斤黄谷的基础上，村委会又承诺，集体收入再按一定比例分配给村民。这样一来，村民即便什么都不干，一家人一年也有几千元收入。在利益面前，村民同意了。

土地问题只是推进中碰到的若干问题中的一个。2019年，余村游客接待量突破100万人次，而同期村民只有1000人左右，相当于游客量是村民的1000倍。这么大的接待量，如果还要继续扩大规模，必须提升档次，分散经营怎么确保接待品质？另一大问题是，发展这么多年，村集体经济依然进展缓慢，很难做大做强。

就在今年，终于又有了破题之举：当地引进一家大型投资集团，开始与城市工商资本的首次合作。经多轮谈判，最终确定了一个让大家都比较满意的结果：余村以村集体资产，包括耕地和山林入股，盛世集团以现金入股，收益按42%∶58%分享。

记者手记

余村的色彩

记者回到成都，一遍遍回忆这次行走报道，印象最深的当数余村。

曾经的余村是黑色的，因为办矿山，整个村庄烟尘滚滚，炮声隆隆；后来矿山关停，余村慢慢变成了绿色；而如今的余村，是彩色的。因为它不仅有绿色的山川，还有紫色、红色的稻田，有金黄的向日葵。

余村一次次的变色，背后不只需要勇气，更需要创意和科技。绿水青山并不能直接变成金山银山，唤醒沉睡的生态资本，让沉默的绿水青山变成造福人们的手段，每一次变化的背后，都是科技、资本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彩色不只是色彩的合成，变色的背后更多是变革。这，才是余村的时代价值所在。

专访浙江省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编审徐友龙：

坐在垃圾堆上数钱催生对绿色发展的思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其内涵和意义是什么？在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将这一理念植入进去？又该注意哪些问题？就此，我们专访了浙江省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编审徐友龙。

记者：我们该怎么完整正确地理解“两山”理念的内涵？

徐友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意味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带来丰富的物质财富；广义来看，“绿水青山”还包括与良好的生态环境相关联的更多优质生态产品。“金山银山”是与收入水平相关的民生福祉，体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两个层面的内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意味着只有生产出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这就要求我们，第一要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二要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与民生福祉的关系；第三要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关系。

记者：“两山”理念为什么发源于浙江？徐友龙：这当中有偶然性，更有深刻必然性。为什么说偶然呢？它不是在某次生态环境保护会议上提出的，而是在领导调研民主法治村建设时，得知当地通过民主决策，关掉矿山、水泥厂，保护环境，给予的肯定。那为什么说必然呢？一是浙江转型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后，浙江工业化、市场化起步早，是发展的先发地区，所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也相比其他地区更早暴露。二是当地人对美好生态的诉求。2005年前后，浙江连续发生了几起环境污染事件，老百姓开始思考，究竟是否应该“坐在垃圾堆上数钱，躺在医院里花钱”。

记者：浙江为什么能做到？

徐友龙：“两山”理念提出至今15年，践行的区域不断扩大。具体到浙江，从“两创（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两富（物质富裕、精神富有）”到“两美（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现代化，再到“两个高水平”建设，这一理念都始终得以贯彻和延续。浙江确实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上实现了双赢，走出了一条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的路子。除了休闲观光产业，在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等方面，浙江都收获颇丰。比如丽水，它的经济总量在浙江省相对落后，作为生态屏障不考核GDP。但不考核不表示不发展。作为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市，它把旅游、民宿、风景卖给游客，实现了更高的附加值。丽水的云和县还探索成立过“两山银行”，推出“两山贷”，将生态信用作为金融信贷产品的前提和优惠条件。

我们也看到一些不好的倾向，比如有些地方来学习了“两山”理念后，回去就大规模举债，用“金山银山”打造盆景式的“绿水青山”。没有意识到“两山”理念的实践是长期性的过程，不能本本主义，更不能形式主义。

记者：有没有一种可能，通过制度体系的建设，保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得以落实？

徐友龙：非常有必要。我觉得至少应该有三个制度体系：一是生态经济体系，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引导企业加大技改力度；二是目标责任体系，要发挥“指挥棒”作用，形成更加绿色的综合评价体系；三是生态安全体系，树立底线思维，必要时，甚至通过法制的手段，为生态建设保驾护航。

追寻亲历者

从矿山拖拉机司机到农家乐老板的他

从“卖石头”到“卖风景”

“老板，生意这么火爆，还有位置吗？”夏日炎炎，火爆的不只三伏天天气，还有春林山庄的人气。

春林山庄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一幢带庭院的四层小洋楼。

48岁的老板潘春林正顶着烈日在庭院里招呼着客人，有熟客，也有生面孔。“光今天中午的来客就有200多人，预计下午还有300多人。”潘春林用手抹掉额头上的汗珠，略带兴奋地说。

而今蒸蒸日上的日子，是潘春林没有想到的。1990年，18岁的他在余村的矿山开起了拖拉机。“当时村里几乎所有人都在矿上或者水泥厂工作，这是大家的主要收入来源。”潘春林回忆。

2003年起，深受环境破坏之害的余村痛下决心，关停了矿山和水泥厂。潘春林也随之转型，凭借媳妇曾有过在镇上开饭店的经验，开起了余村第一家农家乐。而后，潘春林的财富增长，让村里人眼热：从2003年的几千块，到2005年的四五万元，再到2019年的三百多万元……在他的示范效应下，更多人加入进来。

随着矿山复垦复绿、基础设施和网络完善、污水垃圾治理，游客也多了起来。潘春林开始联合村里的农家乐经营者统一品牌、收费标准以及服务标准。2010年，村里成立了农家乐协会。今年，余村39家农家乐组成了乡村联盟。“我们建了一个群，谁家有新的客源就发到群里，经营者进行匹配，达到资源共享。这既带动大家共同致富，也保障了游客的利益。”潘春林说。

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从“卖石头”到“卖风景”，余村的休闲旅游业不断发展壮大。

沿着蜿蜒的山路，一座新的五星级大酒店正在建设。大酒店会对农家乐形成冲击吗？潘春林斩钉截铁地说：“不会，我们还要跟着别人学服务层次提升，学新农村建设与管理呢。”

小切口看长三角

烟尘滚滚的砖窑变古砖窑文化馆

激活祝家甸的“针灸疗法”

“两山”理念的实践，已在神州大地上如星火燎原。行走长三角，其他地方是如何复制余村经验、践行“两山”理念的？在苏州，当地宣传部门的干部推荐我们去一下昆山锦溪镇祝家甸看看。

祝家甸只是当地人叫的小地名，其行政村叫朱浜村。从苏州工业园出发，沿常嘉高速向南大概30公里，整个行程不到40分钟。

还没有到村子，就远远看到一根土黄色的大烟囱，高傲而突兀。上世纪90年代前，这个村的主要产业就是烧砖。毫不夸张地说，上海很多高楼大厦，都有这个村生产的红砖。

走进村子，围绕在大烟囱周围，是一个接一个的废弃砖窑，最大的一个长达一两百米。但走进去，才发现别有洞天——硕大的窑膛内，“藏”有一个古砖窑文化馆。砖窑主体的一层空间被规划为轻餐饮区和小型主题课堂，汇集了众创空间、书屋、手作工作室、窑烧咖啡屋、意大利餐厅等多个体验空间；二层则作为砖文化展示区、大型会议区等配套功能区。

正值暑假，很多父母带着孩子在这里来参观游览，粗略估计，仅在古砖窑文化馆就有好几百人。游人多，村民也多，朱浜村第一书记叶桦说，现在村里的常住居民有1000多人，比最低谷时增长近一倍。

曾经烟尘滚滚的祝家甸发生了什么？推动这种转变的力量来自哪里？在祝家甸采访期间，我们恰逢新疆乡伴文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懿，在祝家甸转型的过程中，他发挥了重要作用。

“凋敝！”时过5年，刘懿还对第一次来祝家甸的情况记忆犹新，很难想象在上海、苏州两个现代化都市的夹缝中，居然还有这样落后凋敝的村庄，觉得反差太大了！

事实上，在2015年，祝家甸的红砖产业都已经全部关停。能否把余村经验、“两山”理念推广到祝家甸？这是刘懿的想法，也是当地党委政府的愿望，双方一拍即合。

如何让祝家甸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刘懿回忆，那得益于一场名为“针灸疗法”的行动。所谓的“针灸疗法”，就是“以点带面，精准施策”。在前期必要的交通、生态等基础设施整治完成后，在乡伴文旅和其他团队共同协作下，祝家甸砖窑文化馆开始设计并最终打造完成，随后又植入一些经营性的项目。

项目有了，如何让他们活下去？接下来，在乡伴文旅等机构的辅导下，当地开展了一系列富有创意的营销活动，比如在当地举办高规格乡村振兴论坛，举办砖窑服装秀，举办宝马新车型的发布会等，甚至还引进了米其林餐厅。几板斧下来，游客量猛增。不仅城市工商资本、游客纷至沓来，连居民都纷纷回流。截至目前，祝家甸的民宿就多达30多家，还不包括一般的农家乐、餐厅、文创产品公司。

祝家甸活了！火了！原因何在？

刘懿的总结是，至少有三方面的因素：首先是要有信念，相信绿水青山能够变成金山银山，生态是有价值的；其次，是要有创意，绿水青山不能自动变成金山银山，从内在讲，要注入文化内涵；外在讲，要懂包装和营销，让更多人知道；最后，是要有资本，尤其是要引入城市工商资本，同时带来先进的管理和理念。三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