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妻子去淮海路兜圈子，走过全国土特产商店门口。见不少老年人带着家生，在店前排着队，都是要零拷花生酱的，不禁被馋住了。我对妻子说，我们也拷一些回去？！就排在队伍后面，准备也零拷一些花生酱带回去解解馋。一位排队买花生酱的老先生说，老底子零拷的东西多了，现在全上海恐怕只有零拷花生酱这一样了。

老先生的话，让我一下子回到了小辰光的“零拷”生活年代。

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小学，当时大家普遍收入不高，商业零售行业就针对购买行情，采取拆分零卖模式，什么东西都从最小计量单位起购。

比如，烟能一支支卖、肥皂能半块半块卖、草纸能十张卖、乳腐能一块一块卖，其他油盐酱醋酒，包括化妆品、墨水、油漆、火油、开水等也都能“零拷”而售之。

我最早接触“零拷”，是从我家楼下烟纸店卖香烟开始的。烟纸店里出售的香烟有好多种，从8分的生产牌，到4角5分的牡丹牌，当中还有大前门、飞马、劳动、勇士等各类牌子。除了牡丹、大前门这两个牌子不拆包零售之外，其他香烟都可以拆零一支一支卖。一般来买劳动、勇士、生产牌香烟的顾客极少，大多数前来买零支的，买的都是飞马牌香烟。

我记得清楚，来的都是用7分钱买5根烟的老烟客，买好后，他们往往就借烟纸店的自来火，点上一支，倚着柜台，一边吹吹牛皮，一边过过瘾头。这些人平时以吸勇士、生产牌香烟为主，偶尔吸几支飞马牌的香烟，尝些好烟的味道，真是兴奋极了。

香烟拆包零售，店家要拆得很小心，店家轻轻撕开封纸，打开锡纸，然后小心翼翼一支支抽出来，等到香烟卖光，烟盒还是保持崭新的。

有时夏天乘凉，闲得没事可做，我们就往飞马牌香烟盒子里灌些煤球灰，用米饭将封纸粘牢，放在马路上，引逗疾驰而过的骑车人捡拾。

那些蹬着自行车飞驰而来者，看到昏暗灯光下有一包飞马牌香烟，都会冒着跌倒的风险，紧急刹车停下，然后回过头来捡起香烟，拿到手里一掂，才知上当受骗。

于是，在我们这帮恶作剧小鬼头的哄笑声中，骑车人大都骂骂咧咧地“落荒而去”。“煤灰香烟”几乎成了我们儿时乘凉时“作弄”骑车人的“保留节目”。

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些小鬼头接触最多的零拷商品，其实大多数还是在酱油店里。

比如大人会让我们去酱油店拷一斤酱油、几分钱醋、几两料酒，还会去买几块臭腐乳、2分钱辣酱、5分钱什锦酱菜、8分钱甜面酱或者豆瓣酱等等。

有一次，母亲把买油的“重任”交给了我。她给了我两个人的计划油票，两张4两加1两的油票，嘱我拷8两菜油、2两麻油。我一手提着装了两只油瓶的竹篮，一手紧紧捏着钞票与两张油票，朝着小菜场的酱油店走去。半道上，路过小人书摊，见有新来的小人书，我没忍住，过去翻了一下。到了酱油店，我把油瓶篮子放在柜台上，对营业员说拷8两菜油、2两麻油，结果松开捏着钞票油票的手，两张油票只剩一张了。我慌了，急得差点要哭出来，忙拎着竹篮头，奔到小人书摊，仔细寻了一遍，哪里还有那张小小的油票啊！当我哭丧着脸，把4两菜油、1两麻油交给母亲时，她训斥我做事不专心致志，扣了我三个月的零花钱，说让我长点记性。

我家附近东门路上的中百五店，在香皂、牙膏的柜台上，放着几只盛着雪花膏之类护肤霜的大口瓶，供人零拷。我的三个姐姐，经常去那儿零拷自己喜欢的护肤霜。一天晚饭后，我去东门路德兴馆门口的报摊上买报纸，三姐让我帮她拷一小瓶百雀羚雪花膏来，并给了我一只乳白色的漂亮小瓶子。拷好雪花膏，买了报纸，我从小菜场的小路穿过去，想早一些回家看报纸。

走过菜场豆制品摊旁边，昏暗中，冷不防被一块别人摆放在地上，用来“排队”占买菜位的砖头绊了一下。我一个趔趄，朝前冲去，我赶忙扶住旁边的电线杆，幸好人没有摔倒，但放在口袋里的雪花膏瓶跳了出来。

只见小瓶子在地上蹦了几下，向前滚去，一直滚到了摊边的积水中。我赶紧走过去，捡起小瓶子，用衣角擦去黑色水渍，发现瓶底已裂了一条口子。我回家把裂了口子的雪花膏瓶交给了三姐，三姐没有骂我，反而关心我摔疼了没有。接着她拿出一只扁扁的、空的雪花膏铁盒子，把瓶里的护肤霜全刮到了铁盒子里。还好，只有裂缝边的一点点护肤霜被弄脏了。

我知道，三姐特别喜欢这只雪花膏瓶的造型。后来，我攒下了早点钱，特意去蓬莱市场买了只差不多造型的雪花膏瓶，“赔”给了三姐。零拷年代的生活，有些穷困，有些窘迫，但也有许多快乐，让人生留下了难以忘怀的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