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云红河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武怡（右二）来到会泽县田坝乡板坡村看望他挂钩的村民并了解扶贫进展

红云红河集团群团工作部部长、工会副主席华业顺（左）在昆明卷烟厂所负责帮扶的寻甸县金源乡小村走访农民脱贫情况

红云红河集团昆明卷烟厂工会主席谭国庆到昆烟挂包扶贫的寻甸县金源乡小村了解脱贫进展，在该村小学校图书室翻阅图书

红云红河集团团委书记党文胜（右二）在红河卷烟厂挂包扶贫的弥勒县虹溪镇啥咩村回访脱贫情况

长年驻村工作，自力更生改善生活亦为扶贫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图为红云红河集团曲靖卷烟厂派驻会泽县以则村的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们在自己的菜园劳作

红云红河集团会泽卷烟厂驻水口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陶海聪在讲述他的村民脱贫致富规划

红云红河集团会泽卷烟厂驻龙树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王伟在讲述他修路的艰辛

红云红河集团曲靖卷烟厂驻以则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薛玉东（左一）在聆听工作人员的汇报

红云红河集团会泽卷烟厂驻旁官地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刘忠发（中抬手者）在察看输水线路

红云红河集团会泽卷烟厂驻狮子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李自芬（右）在和鲁纳乡领导交流工作情况

题记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云南129个县市区中，曾经有88个国家级贫困县。

“国家级”的贫困度在全省占比高达68%！

在云南“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劲旅中，国有企业大军居功至伟，这其中，红云红河集团扶贫攻坚大纛色彩鲜亮，擘画得力，成就尤其斐然。

红云红河集团从2015年下半年跻身地方脱贫攻坚战，仅2016年迄今两年半时间，以下一串数字或许可以支持“色彩鲜亮、成就斐然”这8个字所浓缩的内容：

斥资6110.35万元；派遣职工29人；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623户，涉及人口2035人；帮扶区域涉及两市一州的3个县（市）7乡（镇）9村；这9个贫困村业经自2016年以来3年的帮扶，已有啥咩在2016年、石鼓在2017年脱贫出列，2018年将有板坡、鱼洞、小村要脱贫出列，2019年将有以则脱贫出列，到2020年，余下的水口、旁官地、龙树、狮子4个村将按时脱贫出列。

扶贫与脱贫是一个相互影响导致变化，甚至改变“他者”的过程——被帮扶的贫困村在变，贫困农户在变；帮扶他人的集团职工也在变；看得见的人和村庄面貌在变，看不见的人的内心世界也在变。

只不过，这些变化的靶向非常单纯——它们呈现出一种可持续、可循环的良性发展。

随着2020“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跫音日渐强劲，红云红河集团对9个村庄的帮扶在骎骎焉日趋尾声的同时，这9个村也渐臻佳境。

集团的生产任务相当吃紧，但为了加大所扶村庄的脱贫力度，集团于2018年全方位加强扶贫工作，其中，仅驻村工作队员就由原来的12人，增加到29人，尤其把女性工作队员由1人增加到了7人，使得这支身兼宣言书、宣传队、播种者于一身的工作队，更显得深情款款，摇曳多姿。

既然散布于三迤大地的9个乡村已经“陌上花开”，那么，这29位来自红云红河集团的男女工作队员也就可以“缓缓归矣”。

他们是——

来自集团曲靖卷烟厂的袁明磊、裴柱光、薛玉东、谢光宏、周震宇、吴舰、高镇、郭波、李粉玉（女）、任蕻（女）、董洁华（女）、刘波（女）12人；

来自集团会泽卷烟厂的王伟、陈加勤、段荣富、陶海聪、马兴伦、欧阳华、陆勇、李自芬（女）、郑波、李周、任泓宇、刘忠发、陈燕（女）、杨芸华（女）、左佳勇、李哲、熊伟会17人。

光与身影

正午的阳光将陶海聪敦实的身影投射在水口村火辣辣的山坡上。

看到路边一个小伙子在修车，陶海聪主动打了一个招呼：“车咋了？”

对方极有善地报诸以微笑。

“其实我不认识他，”陶海聪说，“在这儿，遇到什么人，都应当打招呼，也可以打招呼，人与人之间很和谐。”

到了夜里，陶海聪走在村里，同样有光把他的身影投射在光洁的道路上。

这时的光源仍然来自太阳，它点亮了太阳能路灯。

在陶海聪带着驻村工作队进驻之前，水口村的夜晚一片漆黑的历史可能有数百上千年了，现在则结束了，红云红河集团会泽卷烟厂的扶贫工作队把太阳的光芒慰留通宵。

“6个村民小组，一共安装了90盏太阳能路灯。”陶海聪说。

在投入1454.85万元以后，会泽县田坝乡板坡村的夜晚也明亮了，来自会泽卷烟厂设计科，代表红云红河集团驻板坡村的工作队员李哲说，“我们给板坡村装了120盏路灯，此前，整个田坝乡没有一盏路灯，现在，田坝乡的全部路灯集中在板坡。”

路灯如此集中点燃夜晚，在田坝乡甚至招致了对板坡村的“嫉妒”。

“别村的村民认为板坡是遇到红云红河集团来扶贫，是运气好。”同样来自会泽卷烟厂人力资源科的左佳勇以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的身份介绍说，“田坝乡共有19个村，板坡村的道路、路灯、饮水等基础设施，比其余18个村至少提前发展了10年。”

黑夜亮灯的地方当然不止这几处，鲁纳乡的狮子村，金钟办事处的鱼洞村、以则村，寻甸金源乡的小村、弥勒市虹溪镇的啥咩村，举凡红云红河集团帮扶所至之处，太阳的光芒都被延伸到永夜里。

水与生命

沿着田畴间的水渠逶迤前行，一股清泉驯顺地循着三面光的水渠汩汩地奔向原野。

每次到鱼洞村和以则村，驻这两个村的第一书记袁明磊和薛玉东都有一个“规定动作”——他们都会带你去村边察看这些曲烟人用心、用情、用力为这两个村用混凝土精心甃建的饮水渠，这条渠的功能和作用即将在这两个村持续发展过程中发力。

“下一步，这个村要发展蔬菜业和药草业，引水灌溉是确保种植业发展的基础，这条渠沟，将会对以则村产生巨大的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薛玉东指着消失在远方的水渠说。

在红云红河集团所帮扶的贫困村中，除个别外，绝大部分都位于山峻坡陡的山区，这种自然环境客观上至少造成3个天然困难——面山而居，交通艰难；山居谷汲，饮水艰难；陡坡耘植，耒耜艰难。

这3种困难是导致村民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几乎所有工作队都面临一个既为村民当前依照规定必须脱贫，更为村民永续发展提供生活、生产用水的大问题，几乎所有工作队的应对方法是，尽可能找到水源，同时以永久或者半永久工程来解决这个难题。

面对逃出埃及却陷于干渴煎熬的民众的激烈抱怨，耶和华告诉摩西：“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

《新旧约全书》的“出埃及记”所记载的这段话完全适用于红云红河集团扶贫工作队所遭遇的“治水”问题。

除鱼洞、以则这两个村因为以礼河的馈赠费力不大以外，其余的贫困村基本都有“击打磐石”令其出水的艰辛。

水口村之外，旁官地是马路乡的另一个贫困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369户968人。

这个村主要穷在“路”和“水”这两项作为人所不能或缺的资源上。

多少个百年以来，这个村通往外界只有一条逼仄的土路，喝水则靠一家一户自己掘出来的小水窖所收储的雨水，“全村有小水窖1986个，无水小水池、小塘坝有6个。”会泽卷烟厂制丝车间党支部书记刘忠发现在是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他凝重地说，“一共有农户508户1787人，就靠这个作为生活用水。”

“你想，一年到头，就靠雨季接点雨水存起来喝，饮水卫生标准肯定不达标，大肠杆菌之类的脏东西肯定不少。”

于是，刘忠发、杨芸华、陈燕经过实地踏勘，决定到村子以外三四公里的地方寻找了两处水源，为村民架设输水管汲引清洁的山泉水。

刘忠发用会泽方言把这叫做“枧水”。

“枧水”是古汉语在滇东北一带口语中的残留，“枧”或者“笕”作动词用的意思是，“用竹管或者木槽将水引来”。

工程不大，投资300万元，但需要建设蓄水池、泵站、输水管线以及进入农户家的管道。

4月10日下午，在一条山沟里，一泓清泉潺湲如玉，顺着山谷往下淌。

刘忠发他们所建的水池和泵站已呈雏形，一根直径约200毫米的镀锌水管沿着公路向旁官地村延伸过来，敷设入户水管也在实施中，再过几个月，通过这根管道引来的山泉水就会流进村民龟裂了数百年的心田。

而在水口村，陶海聪等人同样在为村民的生活、生产用水努力，“水口村气候条件好，有土地，而且土壤肥沃，只要把两个塘坝建好，有水灌溉，村民的种养殖产业就能顺利建成，我们撤走了，他们也能自立。”

他和同伴们的“治水”方案是：计划投资120万元，扩建弯子小坝塘容量30000立方米, 安装下堰沟约1400米管引, 修建水口小坝塘下面蔬菜基地三面光沟渠约1000米, 完成弯子小坝塘下面2000余亩蔬菜地灌溉配套设施改造。

而在火红乡的龙树村，王伟对龙树村所辖的8个村民小组饮水十分在意，“2019年要建一个小水厂，彻底解决村民的饮水安全问题，目前村民饮用水都是各自找水源，三家一股，五家一股，大肠杆菌严重超标。此外，大庆小组的排水工程也要做好，这个村小组一下雨就积水淹房。”

驻扎在鲁纳乡狮子村扶贫的李自芬则早在2016年就根据这个村的村民小组散居于沟谷的实际情况，帮助村民修建饮水池和输水管线。

比如在下坝村民小组，李自芬就组织村民修建了两个饮水池，容积都是23立方米，建材水泥、钢筋、管道等，由红云红河集团总投资2.5万元购买，“因为水源在距池子1600米以外，管子花钱最多。”

村民们则投工投劳。

池子建好后，每家每户就有自来水，结束了几百年来到水塘水沟担水吃的历史，以前为了吃水费老劲不说，关键是水质不好，村民孟继禄说，“都是些雨水积攒起来的塘子水，发黑发绿，太脏了。”

不言而喻，红云红河扶贫工作队是以一种历史使命感来做这些事的。他们把甘冽的清泉，从水源直接输进了村民的心田。

路与人心

从牛栏江到水口村，一直是沿着笔陡的山径爬坡。

这条路宽约两米，弯特多而且多半是180度的回头弯，山的坡度在60度左右，这条狭窄的路宛若一根腰带，缠绕在这座峻岭的腰间。

路，相当险恶。

会烟车队的王金科师傅说，“有一次我载着厂里搞宣传的蔡姑娘下山，路太险，小蔡不敢睁眼看，一直到进高速公路收费站，她才睁开眼，叫我把车停下，她要缓缓。”

小蔡的胆小或许有女性心理因素，可以理解。

4月10日下午，在去水口村委会一个叫“大村”的自然村的路上，左边往下近八九百米是被水坝蓄水深达几十米的牛栏江，从江面到所走的路毫无遮拦，坡度在60度左右，来自集团车队的高黔驾驶一辆丰田越野车走在前面，会烟驻水口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陶海聪坐在这辆车里。

来自会烟车队的王金科也驾驶同样一辆车紧随其后。

从王师傅的车里可以明显发现，高黔的车走得很慢，而且尽量往右侧靠山的一侧紧贴，因为左边是陡峻险恶的山崖，山崖下约八九百米处是渊深的江水。

突然，高师傅的车停了，他从左边下车，陶海聪从副驾座位下车，然后两人相互交换位子——后车的王师傅看在眼中乐了：“呵呵，原来是要换老司机！”

在陶海聪的操控下，丰田越野麻溜地驶向了大村。

“我觉得路太险了，不敢走了。”事后，高师傅说，“我这是负责任的做法，我觉得再走没把握，要对集团负责，要对乘客负责，也要对我自己负责，只有换海聪来开，他不仅路熟，而且走这些险路经验比我丰富。”

从2015年10月开始迄今，这4个年头，陶海聪和队友们几乎每天都要走这些险道，按概率学0~1（趋向0，是小概率；趋向1，是大概率）的原理来说，他和队友们遭遇危险的概率一直趋向那个可怕的阿拉伯数字“1”！

4月26日17时左右，昆明市东川区汤丹镇扶贫办副主任吴国良在连续对4个村的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兑付情况排查过程中，因车祸殉职，把生命定格在32岁的美好年轮上。

为扶贫而牺牲，不是什么虚拟状况，红云红河集团29位驻村工作队员不同程度存在这种“虚拟——现实”之间游移的可能性。

在中文语境里，“活路”是一个尽人皆知的文化概念， “活”与“路”如此搭配，是想说，要想“活”下去，必须得有“路”。

所以，2015年10月29日，王伟刚到龙树村就去为以落明村小组的村民寻找“活路”。

虽然时光已经过去4个年头，会泽县马路乡龙树村村委会主任陈大升还记得王伟刚到水口村第一天所发生的事。

“那是2015年10月29日，王伟刚到村委会报到，听说到以落明村的道路极其艰险，他顾不上吃午饭就直奔以落明了。”陈大升说，“从龙树到以落明只有7公里左右，但坡度陡峻几乎有60多度，王伟现场看了决定要重修这段山路。”

陈大升说，这条2006年修通的乡村公路最险峻处，位于龙树村泥黑垭口至李子沟，长约4公里，在2016年王伟“改良”之前，已发生四五起事故，死1人，伤了六七人，“平均一两年发生一起车祸。”

看着陡峻的山道，王伟眉峰攒聚，神色凝重。

场景高度再现传说中“愚公”要以全家老少为人力资源“凿空”太行、王屋二山以通向外界——王伟决定改造这段险路受到了几位相当于“智叟”的村民质疑。

一位李姓村民对王伟毫无信任感：“恐怕你修的路还不如现在的路好走呢。”

王伟回敬道：“我修的路如果不如现在的路，我倒过来姓。”

李姓村民不傻：“骗谁呢？你那‘王’字倒过来不也是‘王’吗？”

王伟赶紧改口：“真那样，我随你姓李！”

等路修好以后，王伟并没有被易名为“李伟”。

这段4公里长的新改道公路有效路面宽4.5米，建涵洞10个，挖排水沟30米，建挡墙两道共100立方米，红云红河集团为此投入资金48万元。

2018年4月12日中午，当来自省会的红云红河集团工会干部杨云祥等人再度重走这段路后，陈大升很自豪地告诉他，“改造以后再也没有发生事故了。”

王伟所扶的龙树村隶属于会泽县马路乡，乡名所以以“马路”呼之，来源是以前只有一条通往贵州省威宁县的驮马所行之路，因此叫“马路”。

事实上，曾经整个会泽县，“驮马之路”就是最好的路。

据不完全统计，仅2017年，集团帮扶旁官地村用于道路建设的资金投入就达300万元，投入水口村的达170万元，投入龙树村的达170万元，投入狮子村的达278万元。

板坡村的这个数据更大。

“2017年投入了665.21万元，建设了7条道路，涉及5个村小组，今年决定投入515万元，用于6条道路的建设。” 由会泽卷烟厂派遣、代表集团驻扎板坡村扶贫的驻村第一书记左佳勇说。

这是投资的数字，这个可以被计量，可以拿出来说，但必须明白的是，仅仅金钱的投入，其实大大不够，工作队员的投入既不可以计量，甚至也无法言说。

板坡距会泽县城约60公里，在村庄西部的上空，有两条高速公路交叉而过，但村子本身的交通颇有问题。

板坡村元门小组的村民李正发有心脏病，红云红河集团扶贫之前的乡村“路难行”差点要了他的命。

“2015年7月24日夜，老李心脏病发作，要急送医院抢救，我当时在昆明，”李正发的妻子唐琼香回忆说，“我只好电话我表哥，叫他把老李背着爬山路，背了将近1个小时才到达山顶的公路上，再找车送到医院。”

“路难行”还阻断了乡亲的幸福。

“路不通，年轻小伙子找媳妇艰难得很，有的姑娘愿意嫁进来，但姑娘的妈来村子看看道路都不通，带着姑娘就走了。”元门小组党支部书记范金林说，“过去没路，上山挖洋芋，半天挖不满，用人背下来，效率十分差，现在集团给我们把路修好了，用拖拉机去运，有多少运多少。”

“板坡这儿一开始为村民修路遇到一些麻烦，”同样来自会泽卷烟厂、代表集团驻扎板坡村扶贫的工作队员李哲说，“我们修路会多少占用村民田地的边角，他们来找我们嚷嚷，要求经济补偿，一开始，我们不理解，怎么我‘送’路给你，不领情不说，还来索要补偿？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原来板坡这个地方有两条高速公路正在建设，高速路占用村民的土地，无论多少都得依规补偿，村民以为我们和修高速路的公司一样，所以要求补偿。”

工作队对村民的一番艰难的解释和说服开始了。

“后来他们理解了，这个事就没有了。”驻村第一书记左佳勇说，“但一开始的阻挠，逼迫我们不能把路修得比较宽，现在他们后悔了，觉得路不够宽。”

红云红河集团投资所修的路是物理的路，有形的路，一般人想不到的是，就在他们修建有形的路的同时，同时铺就了一条令村民感怀的路，而这条“路”的体温，甚至比盘绕山岭的迤逦之道更加暖热。

这条路，直达村民的心中。

土与麦子

“轻轻地风吹来夏天的讯息，

阳光它揭开这美好一季。”

徜徉在9个曾经贫穷的村庄，听着凤飞飞这首美妙无穷的《什么样的你》，情景交融的饱和度无法以语言来表达，我们也想通过走访，了解一下这些工作队员是一些“什么样的你”。

路通了，灯亮了，人乐了。

村庄整洁，屋舍俨然；稻麦橙黄，清泉溅溅。

牛哞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9个村庄和鸠聚其中的百姓改变了，或者准确地说，是被改变了。

虽然，“蝉蜕”这个概念首先当然应该用在形容红云红河集团所帮扶的9个村庄，然而，同时它也用在红云红河集团自己的工作队员身上。

据会烟党委书记罗琼介绍，所以派遣这些工作队员，本来任务单一，或者说极其简单，“他们的任务就只是为了监督集团扶贫资金的正确使用，这些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是分开的，使用者是政府，我们负责监督。”

“但是，”她说，“实际情况却是，我们的工作队员必须变身农民，工作队甚至必须变身为另一个‘村委会’，全方位服务农民，深度介入。”

惟其如此，会烟派遣工作队员时，不仅要考虑所派职工的政治、思想、作风素质，还要考虑他的专业或业务能力，比如，为了结合所帮扶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会烟派遣了在工厂从事土建、审计、财务等相关专业的职工充任工作队员。

而从集团层面，基于会泽扶贫是重中之重——全部9个贫困村，会泽占了7个——集团指示主要由会烟派员担任工作队员，长驻农村扶贫。

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会烟人也就是会泽人，不仅“懂”会泽，会说“会泽话”，熟悉、了解会泽在集团无出其右，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会泽有乡梓之情！

从2016年初正式开始，迄2020年，有整整5年，这5年之中，来自集团会泽卷烟厂、曲靖卷烟厂等单位的几十位职工宛如几十粒麦子的种子，散播在9个村的沃土中，发芽、生根、开花、结果、散布……他们在帮助贫困村庄改变模样，帮助贫困村民致富的过程中，自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自己变成了自己的服务对象——从外形到内心，从心理到情感，从作息养成到生活习惯。

会烟驻马路乡水口村的第一书记陶海聪的一个解释或许切中肯綮：“不融进村民人群里，尤其是不融进村民心中，其实你连监督的能力都没有。”

但就文化的影响角度来说，融入不是被同化，恰好相反，是坚持自己的前卫阵容，用先进的文化去涵化对方。

文化涵化是文化变迁的一种主要形式，是指异质的文化接触引起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是一种文化从其他文化中获得对新的生活条件的适应过程。

在这个问题上，李自芬无意识中做了一个小小的尝试。

李自芬打到达狮子村第一天起，就自觉自愿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村民，变成了一个村干部。

在监督资金严格依规使用的本职工作以外，举凡是村民的事，她全部介入，等于在狮子村村委会主任之外，她自动扮演了一个“村委会主任”角色。

小到妇姑勃溪，大到村民产业布局，李自芬深深介入，从内心情感，到生活习惯，她已经完全变成狮子村的一分子。

曾经作为会烟的中层干部骨干出任过科技副乡长的李自芬对会泽农村了解得十分透彻。

当然，这种做派并非李自芬所特有，而是集团所派遣的29名驻村工作队队员的全部状态。

不言而喻，29名队员宛如29粒麦种，被播撒在纵横3个州市3个县7个乡9个村的大地上，为这些贫瘠的土地带来了丰收的青葱，自己生根、发芽、结粒，也就永世延展了生命的张力——这个观点是2000前古希伯来人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

生命其实就是这样传承的——个体的生命有时而尽，但生命的基因不仅可以无限赓续，而且会发扬光大。

一直陪同到几个村子调研的会烟群团工作科干部向秭垚介绍说，会烟当前共有在职职工699人，却派出了17人“全天候”参与扶贫，“2016年就自行出台了对工作队驻村工作的严格管理规范，直到2017年12月21日集团印发驻村工作队管理办法后才废止，转用集团的管理办法，前后两个管理办法都很严格，会烟的有五章20条，集团的有六章16条，但迄今为止，所有29位驻村工作队员没有一人触犯管理规章。”

管理规范为一个组织从事某种行为所必需，但对忠诚恪守、慎独自律的组织成员来说，禁令都是无效的——比如，你无法想象，一部《刑法》对绝大多数公民都会“发生效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再高级别的《管理办法》的禁止部分，对红云红河集团所派遣的这些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的“麦种”来说，可能不会有“效力”。

尾声：

武怡“回家”记

2018年8月1日，昆明连日大雨后，夏天以凉爽的模样迤逦走来。

一早，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武怡和集团纪委书记罗建华带着集团机关党委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负责人，以及党建工作部、群团工作部（工会办公室）相关人员赴会泽田坝乡板坡村“走亲戚”。

“走亲戚”的正规说法是：“武怡、罗建华带领党员干部到会泽县田坝乡板坡村开展脱贫攻坚入户回访调研及‘抓党建促脱贫’主题活动，实地查看扶贫工作成效，研究下一步脱贫攻坚举措。”

“我在板坡挂包了3户贫困农民，其中有两户的女主人都很‘辣燥’，”武怡沿着去他“亲戚”之一的村民张明聪家的土路蜿蜒前行，边走边说，“明年再来，这段路要硬化，不然下点雨泥泞不好走。”

一旁的集团群团工作部部长、工会副主席华业顺欣然颔首道：“好的，武书记，马上雨季一过，就打成水泥路。”

武怡用一个元明以来就盛行于云南的方言词“辣燥”来形容他所挂包的3户农民中的两位女主人。

这个词的本义是“脾气暴躁”（见陆澹安所编《小说词语汇释》），但在云南，这个词义已经发展为“果决、干练、本事大”的意思，是一个褒义词，往往用于夸赞女性。

回到“亲戚”家，武怡很随意，3户“亲戚”按当地人待客之道，拿出了梨子、瓜子、土鸡蛋等自产食品招待他，武怡伸手拿起来就吃，集团一位工作人员把他随车带来的茶杯递过来，武怡摇摇手，指着桌上“亲戚”新沏的热茶说，“我就喝这个。”

末了，他说，“这家吃个蛋，那家吃几个梨子，饱了。”

喝茶的过程中，“亲戚”给他敬烟，接过来就吸，稍后他回敬“亲戚”：“你也抽一支我的新品细支烟嘛。”

对中国社会人文传统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对武怡而言，此时小零食的“吃”与“不吃”、有尘的板凳“坐”与“不坐”、“亲戚”杯子所沏茶的“喝”与“不喝”——已经成为测试他与他们是否是“真亲戚”的试金石了。

在“亲戚”李正发、唐琼香家，武怡说，“你家我来过好几次，每次来住房都有新变化，一开始是到下面的老房子，那是危房；后来是到这里，住的是人家施工遗留的工棚；现在是扒了工棚盖了砖房。”

看到李正发的妻子唐琼香这个“辣燥”女人，武怡有些讶异，“你年轻了！你的岁数退回去了一岁，我是往前增加了1岁。”

村民欲彻底脱贫，帮扶和接济总是有限，武怡十分看好斩断贫困链的最重要一环——村民孩子接受系统教育或者“金榜题名”。

“不要看哪家的房子大，要看哪家的孩子考上大学，要穷则思学。”他说。

在李庭忠家，得知李庭忠的儿子李文运考上了暨南大学，武怡高兴了，对李文运道，“你到广州要好好念书，不要忘本。”又回头对李庭忠说，“广州城市大，物价高，你不要责备他可能消费高一些。”

同样，在李正发家，武怡对李正发女儿李党存去年考进云南师大文理学院小学教育专业颇感兴趣，问了她不少情况，鼓励她好好念书，将来要有出息。

从上午10点到农户家，到12点30分结束，武怡带着集团相关人员看望了3户“亲戚”和两位困难高龄党员，一共耗时整整两个半小时，看望老党员考虑到他们的身体状况，时间最短，耗时20分钟，剩下的130分钟全部用于看望“亲戚”，平均每户耗时33分钟有余！

国企“大领导”看望“穷亲戚”，能在人家家里坐下来唠家常、喝茶、吃零食、互敬香烟，一待就是三四十分钟，这是标准的“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这即使在当前访贫问苦语境中，也是极其罕见的。

不这样做，“公务繁忙”是最无懈可击的理由，但那样，不是红云红河集团决策层一贯的做派，不是武怡的风格。

作别89岁老党员袁留文，从袁家门口蹲坐的看家大狗身旁经过，武怡驻足片刻，然后很率性地伸手去摸摸它的头，友好而和善。

那狗儿驯顺地仰着头，黑黝黝的眼睛释放出柔光，似乎在阅读这位领导宅心仁厚的那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