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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人家

时间:2022-09-30 12:04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佚名 点击:
一个华人家庭:从柬埔寨到越南而他们已在越南生活了三十多年。那一年,中国和越南交战。阮中部说,现在越南正在进行“向胡伯伯(胡志明)学习”的活动,胡志明思想对他们还是很有指导作用的。张清黄诗来自于越南西宁省,这是靠近胡志明市的地方。阮富强1971年出生在胡志明市,他父亲是越南中部的广义省人,是个孤儿,从小就出家当和尚,后来被美军抓去当兵,受伤之后退伍。”他觉得越南已经落后于泰国、马来西亚这些邻邦。

四组普通市民的生活故事 两户水上人家 胡志明市大多数人的早晨开始于咖啡杯里冰块消融的声响。这样的冰水混合物充塞了清浊、甜涩与沉浮。

6月29日的上午,一如往常,黎氏柳将一杯冰咖啡摆在家中土地爷的神龛前,焚香三炷,祈求一天的好运气。这是胡志明市平盛郡污水边的人家。全家用铁皮围制的一室一厅所占面积不足十平米,一家三口居住于此。铁屋悬于污水之上,距离水面不到两米。污水的腐臭气息能让初到此地者作呕,而黎氏柳已经闻不到任何味道,“已经习惯了”。

黎氏柳在这里已经住了近40年。多年前河水不是这样的。在黎氏柳还小时,驻扎附近的美国大兵还能在水中畅游。而现在,连鱼都看不见了。她的邻居武文硕说,污水来自河流上游的橡胶工厂。他记得污水最早流出的时间是1986年。从那个时候起,他的身体状况变得糟糕。“肾和胃都不好。”武文硕说。

黎氏柳始终无法松开眉头,她脸上有着淡淡忧愁。她会在每天清晨推着小车到街上售卖米粉和面条。没有营业执照的她得处处小心,因为“现在管得严”。前些日子,粮油价格疯涨使得她不得不提高了粉面价格越南烟,但这样一来,客人锐减越南烟,每天收入尚不及往日的一半。

黎氏柳的丈夫比她出门更早,他是一位搬运工,以出卖力气为生。卖彩票也是黎氏柳一家的一项重要收入。“早上卖粉面,下午卖彩票。”胡志明市的街上随处可看到卖彩票的摊点,花花绿绿的彩票看上去像是印制粗陋的钞票。彩票是她赊来的,必须在当日下午3时前将卖不完的彩票交还彩票机构。

忙完米面生意之后,留给她的卖彩票时间已不多了。此时正处欧洲杯期间,熬夜的男人们抓紧中午时间补觉,上街买彩票的人数寥寥,而且,他们更热衷于将钞票投向更刺激的地下赌球,黎氏柳的彩票销售因此而受挫。

黎氏柳的小儿子武公伦光着脚,有些茫然地坐在家中的地板上,地上的瓷砖没用水泥粘合,就这么散落一地,走上去便会发出咯咯声响。黎氏柳育有三男一女,除了小儿子还在身边,其他的儿女已外出谋生。这个家庭每月大概只有相当于人民币几百元的收入,交通工具只有脚踏车,这在几乎每家都有摩托车的胡志明市是少有的。小儿子下学期的学费尚无着落,积蓄总是那么艰难,家庭生活称得上幸福的是――儿女们都还活着。

同是居于污水之畔,邻居黎氏玉家也有4个儿女。实际上她一共生了12个子女,其中8个相继离世。最近去世的是她的三儿子,在2007年患上脑膜炎而病故。儿子梳着分头的彩色遗像挂在狭小晦暗的堂屋里,相片前燃烧着三支他喜欢的香烟。“我很想念儿子。”黎氏玉站在椰子树下,三米之遥的屋后便是污浊不堪的河水。

黎氏玉靠卖河蟹维持家庭生计。她家有一辆产自中国的廉价摩托车,但被贴上了本田的标志。越南人喜欢本田摩托,曾以低价风靡越南的中国摩托车因劣质而失去了市场,并殃及几乎所有中国货的信誉度,“中国制造”并不受越南人欢迎。在黎家用木板隔为两层的小房子里,随处可见SONY、JVC、LG等标志,即使在这样的穷苦人家,他们也倾向于选择日韩产品,即便二手货也是如此。

黎氏玉的小儿子能用简单的英语腼腆地与外来者交流。他的梦想是当一名建筑师,在他看来,这工作收入优渥,还可以寄托他对楼房的向往。就在这条污浊的河流附近,许多楼盘正夜以继日地兴建,一块巨大的房地产广告牌上,一位穿着韩国传统服装的美女正对着人们微笑,身旁用英文写着:Now,It"s your world(现在,世界属于你了)。

污水之畔的人家在等待着他们的新世界,因为有消息说,两年之内,政府会将此地粗陋的“临时”住房拆除,居民们将会获得一笔未知的补贴。从战火未尽的年代始,几代人的家庭已在此“临时”住了几十年,始终没有获得任何产权。一位曾在中国长期居住的越南人介绍,即便如此,从未有人在此喷上类似“拆”的字样,所有迁移都要经过协商。

一个华人家庭:从柬埔寨到越南

已经七十多岁的赖建文几年前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1999年,他在胡志明市第十一郡热闹的白铁市场附近买下了一块地,隔年建起了四层楼房,花去三百多两黄金。越南人喜欢用黄金评估地皮与楼房的价格,贬值迅速的越南盾是不靠谱的。赖建文说,短短几年时间,他这幢楼房已值上千两黄金。

赖建文家的房子是长条形的。胡志明市大都是这样长条形的房子,类似中国县城里的民居。但胡志明市的房子更讲究设计,每幢房子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不像中国只简单地用有色玻璃和瓷砖粗陋地拼凑。“专门花钱找人设计的。”赖建文说。

许多房子倾向于法国风格,这是远逝年代的心理遗存,上了年纪的人能在仿造的异国情调里找到自己的过去。胡志明市政府就是一幢古老的法式建筑,这是胡志明市的地标建筑。市政府前的广场上,每天都有大批游客留影,背景里穿着越南国服的少女提醒你,这是越南,而不是法国。离市政府不远的地方,有一处法式建筑风格的餐厅,这是胡志明市最热闹的餐厅。

与中国相仿,胡志明市长条形的民居一楼往往会被作为商铺使用。路过这些商铺,你会看到像赖建文家那样的杂货店,也能惊异地看到诸如宾利、劳斯莱斯这样的高级轿车停在狭小门面里售卖。

同样是在几年前,赖建文一家花钱托人找关系才获得了越南户口,领到了人民证。而他们已在越南生活了三十多年。炎热的中午,赖建文喜欢光着膀子坐在家中一楼的堂屋里喝茶,然后向不同的人回忆起他家庭的漫长过去。他已经记不得自己真实的出生年月日了,当初逃至越南时,为了避免被抓壮丁,他将自己的年龄虚报了将近十岁。

“我在柬埔寨的时候……”赖建文喜欢以这样的句式开头。他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生于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潮汕籍华人家庭。当时他家做制作包箱的生意,家境殷实,“算是小康之家”。但父亲与继母把持的家庭让他没有幸福感,“我像是被遗忘的人。”他看到身边的一些同学去中国留学,自己也起了这样的念想。

在同学们的七拼八凑下,他获得一笔盘缠。告别柬埔寨,去往中国广州,在广州学习一段时间后,他去到更遥远的杭州读中学。那是陌生的故乡,但他感到了自由。那时他是个年轻的帅哥,杭州三中学生证照片中的他看上去像是电影明星。

在中国的许多陈年往事他仍在追怀,恋人、同学、老师……还有一些特殊的记忆,比如在土制高炉前熬夜苦等钢水出炉的日子。“几年前我回去过一次,找到以前的同学老师,真是高兴。”赖建文展示他回中国拍摄的照片。中国是他希望不断回去的地方,特别是杭州,因为在中国的熟人多在此地。老家汕头他也回去过,但“那里的亲人几十年才联系一次,生疏得很”。离越南更近的柬埔寨,他几乎不愿意再去,直到2007年,他才匆匆回了一次。在金边的老街上,他看到了自己家当年的老房子,他不伤感,只有些忿恨,那幢建筑早已不属于他家。

在中国求学几年之后,高中毕业,对工科更感兴趣的赖建文不甘心被农学院录取,决定回到柬埔寨。他很快就餐感受到了红色高棉对有钱人的不友好。当他骑着机动车上街时,警察甚至会因为他的机动车牌照溅有污泥而罚款。“想整你,什么理由都可以。”赖建文回忆中仍有余怒。

1975年的某一天,红色高棉突然通知他们必须离开金边,理由是“美国飞机将对这座城市进行轰炸”。赖建文离开后,他们的住所就已不再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被迫随着浩荡熙攘的逃难队伍在柬埔寨潮湿多雨的旷野里行进,没有方向,没有水和食物。下雨了,他们就躲到乡间农舍的猪牛圈里,在臭气熏绕下等待雨停。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会被农民们驱赶。“他们会对我们狠狠地说:你们这些中国人!”在柬埔寨,擅于经营的华人拥有很多财富,这让传统的当地民众心怀嫉恨。很多时候,他们不得不从牛打过滚的污水坑中饮上几口。钞票被宣布无效,他们不得不用身上的什物换取粮食。大儿子曾为一顿久违的白米饭而大喊:“今天有米饭吃了!” 对这声叫喊,赖建文刻骨铭心。

“黑色布料可以换得更多的粮食。”赖建文的妻子杨碧云说。柬埔寨农民喜欢黑色布料,他们认为这样布料做出的衣服更耐脏。而珍贵的宝石却被认为是不值钱的玻璃碎渣,换不了任何东西。

许多人在路上死去。赖建文曾在路上看到皮肉无存的人骨架。许多人失踪不是因为饥馑和疾病,杨碧云的姐姐是有产者,他们的家人被红色高棉叫去“开会”,再也没回来。在那时,“开会”含有恐怖的语义,许多人因为是有产者而失去生命。杨碧云的许多亲人就这样从人间蒸发了。

1975年5月,在柬越边境,赖建文一家用仅有的金条从守军枪口下潜入越南。他们来到西贡,住在一间寺庙里。如今,那间寺庙已被辟作供奉骨灰的佛堂。赖建文的儿子赖金业偶尔还会回去烧上几炷香,还有上了年纪的人能认出他来。

在胡志明市,赖家举目无亲,而孩子们需要食物。赖建文希望从一位老板那里拿一些日用品贩售,以维持生计。这位老板吃完饭正在河边散步时,他看准机会走过去,刚开口说自己是难民,老板转头就走。那时柬埔寨难民意味着乞讨、麻烦和一无所有。赖建文赶紧抢上去,说自己只是想从他那里要点货,这才得以继续商谈。“想想都让人心酸。”赖建文说。

于是,赖建文一家开始靠卖塑料桶谋生。就是这样的日子也没过上多久,1979年夏天,他们这些从柬埔寨来的难民又被逼住进了难民营。

那又是一次不得已的迁徙。在难民营里,一家人一待就是七八年。每个月有固定配给,但并不充足。春节是短暂的欢乐时光,但他们不得不按照越南历过年,他们被告知,若是按中国农历过新年,那么就回中国得了。那一年,中国和越南交战。“我们偷偷地听普通话广播,若是被发现,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杨碧云说。

1986年,持续多年的难民营封闭生活让赖建文一家无法忍受。赖建文借口说他的腿疾严重,需要去难民营外进行治疗,带着大儿子赖金业离开了难民营。他们没有再回去。父子俩在胡志明市的路边摆起了中草药小摊点。那一年,越南开始准备转变,搞“革新开放”。2008年的6月29日,赖金业和本刊记者再次来到此地时,当年小摊所在的位置已成了一间网吧。当年卖草药的木桌现在还摆在他家现在的堂屋里。“我会永远保留着。”杨碧云说。

过了两年,赖建文将卖草药赚得的钱交与一些熟悉难民营情况的“能人”,终于,自己的妻子和另外四个儿女在夜色掩护下从难民营中脱逃。

一家人终于团聚。卖草药的同时,他们开始悄悄地替别人卖一些海产。这是“好日子”的肇始。他们的海产生意越做越大。在海边悬崖上生长的名贵燕窝由国家管理,但他们能通过政府的熟人和摘燕窝的工人获得一些货源。这些上等燕窝能卖到四千多美元一公斤。

赖建文认为自己受惠于对外开放。“外国人不进来,哪有这么多人买我的燕窝呢?”燕窝的最大买家是台湾商人,1986年后,他们最早大规模来越南投资。有时一个考察团可以带走十几公斤。而越南也开始出现了暴发户,一位经营高尔夫球场的越南老板曾一次买走十几公斤最好的燕窝,“只是自己饭后吃吃”。

赖建文认为自己的燕窝确实是好,还有就是老老实实做生意,不骗人。他认为这是他能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原因。曾有一位政府官员为自己的太太买燕窝,由于不识货,多次上当受骗。当他到赖家买了一公斤燕窝后,不友好地说了一句:要是骗我,你要考虑后果。等他第二次再来买时,已是一脸悦色。

如今,赖建文夫妇和两个儿子住在一起。三个女儿分别远嫁奥地利、德国、法国,所嫁之人皆为华人,且都是潮汕籍。小儿子已于两年前娶妻,妻子为越南潮汕籍华人。今年已四十岁的大儿子赖金业至今未婚,父母通过媒人介绍的女孩皆为潮汕人,但赖金业喜欢一个越南女孩。他的恋爱受到了父母的阻挠。

两个儿子与父母的话并不多,讲话时也带着尊敬和怯懦。这个历经苦难的潮汕家庭有着旁人难以想象的严格家教。已经三四十岁的子女还必须在晚上十点钟之前回家睡觉。在赖家,每个房间的布置几乎一模一样。儿子们的生活井井有条,仿佛是严格遵守纪律的学生。“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到楼顶上做早操,然后散步半小时。”即便如此勤于锻炼,赖金业看上去还是那么孱弱。他几乎没有任何业余爱好,仿佛脱离于这个时代,一些新鲜的词汇他无法理解。父亲的办公室有一台电脑,那是妹妹去法国前留下的,电脑被透明塑料布包了起来,兄弟俩从未敢解开这块塑料布。

赖金业的一项工作是给人做翻译,在没有翻译工作时,他经常坐在自家一楼的杂货店里和弟弟赖金川一起发呆。海产生意仍由父母严格控制。小儿子只负责杂货店,一天往往仅有几十万越南盾进账。“杂货店没生意没关系,主要是海产赚钱,杂货店的税收少,如果是以海产店缴税会非常高。”杨碧云说。

“没生意,好愁苦。”赖金川有点麻木地说。哥哥赖金业想尽快赚些钱,搬出去住,尽管家里已经足够宽敞。他厌倦了鸟笼一样的生活。“还是有希望的。”这是四十岁的赖金业常说的一句话。

这个家庭不炒股票。赖建文说,那是他们不懂的领域,他们只坚守着最传统的买卖。他不断强调,无论是在柬埔寨还是越南,他都是中国人。四川大地震,他和妻子通过当地的《西贡解放日报》向红十字会捐了100万越南盾。

一个主编、记者和女大学生

《西贡解放日报》办公地点离赖家不远。这是当地惟一出版中文版的越南报纸。主编阮中部在大学里学的是中文。

在1978年进入河内师范大学前,阮中部是名越南军人。他的工作是拉大炮,所在部队曾打落过美国飞机。“中国支援了我们,我当时穿的军服是用苏州织造的布缝制的。”而当说到1979年中国和越南开战时,熟悉历史的阮中部笑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阮中部大学毕业后和大学女同学结了婚。最初都在同一所中学教书。“一个月工资只有100越南盾。”生活很紧张,但也无计可施。那时即使有钱也没什么用,商店里没什么东西可买。

几年后,阮中部成了胡志明市第十一郡的一名公务员。到1996年,阮中部当上了第十一郡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分管文教体。此时,越南革新开放已有10年。“以前第十一郡哪有这么多酒吧和歌舞厅。”阮中部说。

酒吧与咖啡馆是越南重要的建筑,杜拉斯笔下飘渺的湄公河畔是许多外国人远到而来的原因。胡志明市也有一条西街,许多外国人聚集在那里,感受他们所理解的西贡。阑珊的灯火里会有女人暧昧的笑脸浮现,扫视路过此地的男人们。

如今,100元面值的越南盾已经很难在市面上看到。阮中部家的日子也好了起来,搬进了三层楼房。在广阔的第十一郡,许多以前种菜放牛羊的空地如今已被林立的楼房覆盖。

2006年,阮中部成了《西贡解放日报》中文版的主编。他认为自己的报纸向来是敢于说话的。“报纸可以批评政府,如果有足够的证据。”占据报纸头版的多为党政新闻。这是越共胡志明市党部的机关报。

阮中部说,现在越南正在进行“向胡伯伯(胡志明)学习”的活动,胡志明思想对他们还是很有指导作用的。在胡志明市的龙社,胡志明当年以厨师身份从此地登船去法国。如今,仍然有人到龙社给胡志明烧香,祈求发财或平安。

《西贡解放日报》的记者杨迪生曾在中国的广西大学进修两年,还经常来中国采访。他觉得,中国人和越南人都爱国,“这是好事也是危险的事。”他谈到了西沙群岛。凤凰卫视的新闻是他所喜爱的。

在杨迪生看来,越南从未有过多么辉煌的过去,越南人在很多问题上更务实,只是希望自己能够过上好的生活。

在胡志明市出生的杨迪生和许多这里的市民一样,还是喜欢用“西贡”这个老名字。“‘西贡’的名称在世界上更有名,政治味也没那么强,简称也更方便,如果把‘胡志明市’简称为‘胡市’多不好听!”

杨迪生生于1978年,但他更愿意把自己归为“X80”,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80后”。他喜欢香港文化,就在这些天的《西贡解放日报》上,仍在登载《射雕英雄传》。

喜欢香港影片和武侠小说的还有生于1986年的张清黄诗。她是胡志明市一所大学的大三学生。“李连杰、周润发、刘德华……”她列举她喜欢的香港明星。当然,她也喜欢韩剧。而越南各大电视台正越来越多地播放韩剧。

张清黄诗正在一家高档的越南餐厅实习,来这里的消费者每人至少要消费二十多美金。她穿着粉红色的越南国服站在那里,引人注目。就在6月与7月之间,2008年环球小姐大赛在越南举办。这是张清黄诗关注的事情。

张清黄诗有着年轻女孩对于未来的曼妙向往,但也已经嗅到迎面而来的压力。家在外地的她正通过实习获得工作经验,她希望和男朋友在胡志明市扎根。而动辄数千美金一平米的房价是这两个年轻人需要面对的现实。与已经工作的男友不同,张清黄诗更喜欢笑着说话。

张清黄诗来自于越南西宁省,这是靠近胡志明市的地方。她在向别人介绍自己家乡时,经常会提到1926年发源于西宁省鹅坚县的高台教。高台教糅合了佛、道、儒、基督教的教义。在高台教庙宇的供桌上,最高一层居中的是释迦牟尼,左右两侧分别是老子与孔子;第二层的中间位置是观音,左右分别为太白和关公;第三层则是耶稣;第四层有着许多东西方人物,比如姜太公。

高台教仿佛是越南众多宗教信仰的缩影,对神灵和祖先的尊奉是越南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在胡志明的街头,随处可见售卖香烛的商贩,逢初一和十五烧香的习惯与中国类似。

在胡志明市,更多的人还是信奉佛教,所有佛教场所都不收门票,并免费提供香火,所有投往功德箱里的捐助均是自愿。“在越南,寺庙是非常重要的慈善机构,许多捐赠由寺庙主持。”杨迪生说。

一个证券公司高管

如今在西贡证券公司工作的阮富强从小便对宗教怀有强烈兴趣,这与他的家庭有关,他的父母在年轻时都曾出家。

阮富强1971年出生在胡志明市,他父亲是越南中部的广义省人,是个孤儿,从小就出家当和尚,后来被美军抓去当兵,受伤之后退伍。母亲则是地主家的女儿,家境富裕。母亲小时候很叛逆,与家里不和,也出了家。命运安排这两个年轻人在胡志明市相遇,组成家庭,开了一家桌球店维持营生。越南南部在1975年被北方统一后,他们家所有的资产都被没收,包括桌球店。

1975年,攻入胡志明市的北方军进行巷战时,年幼的阮富强曾亲眼目睹士兵被流弹击中倒在血泊中。他认为,他这一代人个性都不很开朗。“我想这与童年经历过战争有关。”阮富强说。

阮富强的家庭有经商传统。1975年之后,原来各自营生的商人被要求加入合作社和农社。阮富强的爸爸并不喜欢这样,于是跑到越南头顿买地办农场,种咖啡、胡椒等经济作物。

1986年之后,越南开始出口咖啡、胡椒,这是越南最早能出口的物品。许多人开始像阮富强父亲那样办种植农场。

阮富强的学习一直很好,中学毕业后,他同时考取胡志明市经济大学和胡志明市建筑大学,均获得了奖学金。最后,因尊重辛苦种植咖啡而满手发黑的父亲,他选择学习经济学。

1995年,阮富强大学毕业时,越南和美国建交。阮富强与同学们为此欢欣鼓舞,还举行了庆祝,他们认为这是越南的转机。此时的越南,已有许多台商来此投资,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的阮富强打算跟着这些台商去台湾看看。

阮富强决定留在台湾学习。他最终进入台湾大学学习经济学。他在图书馆看了很多书,另外,球艺精湛的他还进入了台大校足球队。

在台湾,阮富强为台湾中小企业的崛起而着迷。“我觉得越南应该走这样的道路”,于是,他选修了很多关于中小企业如何发展的课程。

吸引阮富强的还有台湾的民主政治。李登辉、陈水扁都曾是他热爱的政治人物,他甚至满怀热情地为他们拉票。“当时对政治太陌生,觉得他们有个性就喜欢了。”到了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的时候,他已经不再站在哪一边,“喜欢或者讨厌的人没有了,学会了更理性地看政治。”阮富强笑了笑。

2000年,阮富强回到离开多年的胡志明市。他感到越南的前进速度已经很慢了。“看看那些基础建设,连大马路和高架桥都没有。”他觉得越南已经落后于泰国、马来西亚这些邻邦。

阮富强本想进入政府机关。希望把台湾的民主政治用到自己的国家。他也通过一个同学的介绍,到某机关拜访过,但通过亲身接触和了解,他觉得自己的想法难以实现,“算了”。

彼时,许多私营企业在越南成立。阮富强开始着力于ISO认证方面的事业,他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需要规范。但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在越南,企业花钱就可以买到ISO认证。

越南股市开张后,阮富强进入西贡证券公司工作,他觉得自己可以在这个行业做到退休。“越南的发展是必然的,没有回头路可走。”阮富强说。

这段时间,熬夜看欧洲杯球赛的阮富强眼圈是黑的。这些天越南股市飘绿,大多股票以跌停收盘。阮富强强打精神不断接听打进来询问的电话,他并不认为这就是很好的转机。

6月30日凌晨,欧洲杯决赛当夜,在胡志明市青年宫的路边竖起了宽大的投影屏幕,许多人把摩托车停到路边甚至马路上,坐在摩托车上看这场远在欧洲的比赛。青年宫附近就是胡志明市的红教堂,此时的红教堂前已人影稀疏,数分钟都没车辆经过,出租车司机都把车停在青年宫看球。一位卖米粉的女人坐在教堂旁昏黄的路灯下,睡着了。

阮富强在家中看完了西班牙和德国的决赛,早上起来时,他松了一口气,不需要再熬夜了。

与此同时,在这个欧洲杯决赛结束的早上,平盛郡的污水边,黎氏柳喝完供奉于土地爷面前的那杯咖啡,如常地出门卖粉面去了。她觉得自己的生活这几十年都没有变化,“革新开放”是什么她并不知道,与头一天相比,也许惟一的变化就是欧洲杯决赛已经结束,那些时差倒乱的男人们能回到彩票摊前买几张彩票,她的收入能略微增加,这样,儿子新学期的学费就有着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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