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2006年加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下称《公约》）至今已13年。控制烟草、维护公众健康，这个问题又与烟草业的发展胶着在一起，此消彼长，虽有成果，但离控烟目标仍有距离。

在5.31日世界无烟日到来之际，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全国控烟调查报告。报告称，2018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6.6%，其中，男性为50.5%,女性为2.1%，农村为28.9%，城市为25.1%。

与既往调查结果相比，吸烟率呈现下降趋势，但与实现控烟目标“2030年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下降至20%”仍有较大差距。

与既往调查结果相比，二手烟暴露情况整体有所改善。公众支持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的比例进一步上升。公众支持工作场所全面禁烟的比例为90.9%。超过九成的公众支持在医院（97.1%）、中小学校（96.7%）、出租车（92.9%）和大学（92.7%）全面禁烟。支持在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烟的比例为96.1%。

“我们很高兴看到吸烟率有所下降，从2015年的27.7%下降到26.6%，下降了1.1个百分点，同时吸烟总人数也首次出现了下降，这是非常可喜的。但距离健康中国2030的目标——吸烟率下降到20%，仍然有较大的差距。”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无烟草行动技术官员孙佳妮表示。

控烟政策的推进

烟草危害公众健康、带来严重后果，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但在控烟道路上，烟草业干扰着控烟决策，这些障碍正在制约控烟总进程。

在一些观点看来，当一个国家的烟草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时，控烟会影响烟草的相关产业、行业，特别是烟草业的税收减少。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国，卷烟总产量约占世界卷烟总产量的30%，同时烟草消费也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中国卷烟产量也从1978年的6000亿支/年增长到2018年的23356.2亿支/年，可见烟草行业存在巨大的市场和利益链。

“目前有一些政策一直都推不动，比如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法律目前还没有出台，烟草广告、影视镜头依然出现，外包装盒的警示标示坚持不上，只用一句‘吸烟有害健康’，包装盒做的极致漂亮，这都是违背《公约》约定的。”控烟专家吴宜群表示。

《公约》第8条及其《实施准则》明确要求：缔约方应当在《公约》生效5年内，依据普遍保护原则、100%室内无烟原则，确保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它可能的《公约》要求立法保护的场所，使公众免受室内二手烟的危害。

事实上，北京率先执行了《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后，公共场所内吸烟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评估报告显示，“有人吸烟”场所的构成比下降了14.1%，场所内烟头平均数下降2.10。《条例》实施后，控烟措施工作成效明显，场所内吸烟行为整体上有所减少，易出现吸烟行为的区域发生了变化。

“保护所有中国公民呼吸无烟空气的权利，需通过国家立法，同时出台有足够经费支持的实施方案，并且警惕烟草业干扰和阻碍立法进程。2014年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国务院《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草案）》应迅速获得通过并全面实施，不留任何例外和漏洞。”吴宜群表示。

对于公共场所控烟立法的问题，孙佳妮表示，希望2014年征求意见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草案）》能够重新提上日程，早日实现在中国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此外，烟害警示图形是覆盖面最广、最经济有效的烟害健康教育方式。目前在烟草包装上采用图形警示标识的国家/司法管辖区已达105个国家，覆盖全球58%的人口；中国的烟草包装却因烟草业的阻挠，维持着“美丽烟包”的形象和温和含糊的“文字警语”。中国的烟草包装没有理由拒绝采用大而明确的图形，以有效警示烟草危害。

“烟草包装健康警示标识应当由国家卫生计生委主持设计，而不能由烟草企业自行设计。应采用图形警示占烟盒面积85%的平装形式，明确警示烟草危害，指令烟草企业使用，并由国家质检总局监督施行。”吴宜群表示。

而烟草广告是诱导青少年新增人群的一个重要方式，虽然现行《广告法》对此已明令禁止。但具体实施过程中，烟草业仍在想方设法通过网络媒体和烟草零售点向消费者发布和变相发布烟草广告，以烟草新产品发布、品牌推介、品牌展示、品牌有奖活动等形式，进行烟草广告和促销，烟草业还以企业社会责任或慈善名义的赞助活动烟草，特别是针对女性、儿童和青少年的烟草促销和赞助活动，并在影视作品变相植入烟草广告。

高额烟草税未能阻挡购买力

全球经验表明，提高烟草税不仅能够有效减少烟草使用，减少因吸烟导致的疾病和死亡的风险，还能为政府提供稳定可靠的财政收入。因此烟草，提高烟草税收与烟草价格成为各类烟草控制政策中最为有效的工具。

2015年5月10日起，中国开始提高烟草税：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

“吸烟者对卷烟的购买能力仅在2015年当年下降，自2016年起卷烟支付能力又开始持续增加。”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郑榕教授表示。

上述调查报告显示，虽然提高了烟草税，但是吸烟者对卷烟的购买能力增加，卷烟变得越来越“便宜”。50%的吸烟者购买1盒卷烟的花费不超过9.9元。城市为10.0元，农村为8.4元。据此推算，购买100盒卷烟的花费占同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5%，与2015年相比有所下降，吸烟者对卷烟的购买能力不降反升。此外，调查显示，41.8%的调查对象支持提高卷烟价格税收。

卷烟支付能力的持续增长，说明中国仍有较大空间来提高烟草税与烟草价格。郑榕呼吁，中国应考虑持续定期提高烟草税以促进烟草控制和公共卫生。

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长也会削弱税收和价格手段对烟草消费的控制力。“改变当前烟草价格普遍低廉的供给现状是关键，这一举措对于保护弱势群体，特别是青少年和低收入人群来说尤为必要。”郑榕表示。

调查结果提示，影响青少年吸烟的因素仍广泛存在。一是卷烟变得越来越“便宜”。比如50%的吸烟者购买1盒卷烟的花费不超过9.9元，与2015年相比未见差异。购买100盒卷烟的花费占同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2015年的2.0%，下降为1.5%。二是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仍是青少年尝试吸烟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接受调查前30天内，调查对象看到过烟草广告、促销或赞助的比例为18.1%，其中15-24岁年龄组该比例为28.5%。看到过烟草广告的人中，在销售卷烟的商店和互联网看到烟草广告的比例相对较高，分别为43.3%和42.3%。三是吸烟影视镜头对青少年尝试吸烟有非常重要的诱导作用。此次调查发现在调查前30天内，61.1%的人在电视、录像、视频或者电影中看到吸烟镜头，15-24岁年龄组该比例高达68.3%。

“烟草销售终端还会通过拆零的方式，将散装烟草卖给青少年。”吴宜群认为，面对见招拆招的控烟之路，中国未来挑战依然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