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周怀宗）在山东蒙阴县野店镇烟庄村，有一片苹果保护区，其中有些苹果树树大根深，几乎和共和国同龄。

1947年5月，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在孟良崮一举歼灭了国民党精锐部队整编七十四师及援军一部，共32000余人。战役期间，就在离孟良崮北方不远处的小山村烟庄，六个当时只有十八九岁的年轻姑娘，带着全村妇女，昼夜不眠，为前方战士做布鞋、烙煎饼、运送弹药粮草。她们就是被称为支前模范的“沂蒙六姐妹”。

70多年后，当年的荒山已经变成林海，包括烟庄村在内，整个沂蒙地区多年来绿化荒山，保护生态，又因为特殊的岱崮地貌，而成为世界地质公园。同时，沂蒙也是最早脱贫的革命老区，早在1996年，就已经全面脱贫。

烟庄村六姐妹故居门前，放着当年支前的独轮车。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烟庄村的苹果故事

烟庄村，当地人一般都是直接叫烟村。68岁的郑卜奎坐在自家的院子里，孩子们都在城里工作，只有他在村里，种着8亩果园。刚刚忙完一阵，难得有一段休息的时间。

郑卜奎的母亲，是当年“沂蒙六姐妹”中的伊淑英，已于2016年6月去世，她也是“六姐妹”中最晚去世的一位。

郑卜奎在烟庄村生活了一辈子，一边种地，一边在村支部工作。

烟庄村原本没有苹果，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名参加过孟良崮战役的老战士，转业回到东北，吃着当地的苹果，想起了奋勇支前的沂蒙老区人民，想让老区人民也吃上苹果，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1951年秋，毛主席收到信后发出了种苹果树的建议。1952年，国家支持沂蒙老区建设，拨专款从辽宁省调拨12万株苹果苗木，在蒙阴及周边县80个村建成6000多亩苹果园。

在烟庄村，有一片苹果树保护区，这片保护区，就是当初建的苹果园，共28亩200多棵苹果树。

种了半辈子苹果的郑卜奎经历了烟庄村从穷到富的整个历程，村子最早的苹果园建成时，他刚刚一岁，在此后许多年里，这里的苹果都没有规模化，村民更多还是种植花生、地瓜等粮食作物，“那时候，吃饱饭都难”，他说。

改革开放后，烟庄村大力整理荒山，开发出数千亩山间果园，主要种苹果和板栗。荒山果林支撑起了最初的经济发展，如今，全村人均一年纯收入已经超过1万元，半数家庭，年收入能达到10万左右。近几年，苹果价格不错，村里收入最高的家庭，能达到20万元左右。

和村民相比，村集体的收入却非常薄弱，村里没有什么企业，作为“六姐妹”故乡，旅游业能为村里带来一定的收入，但村集体的收入并不多。

民富村穷蒙阴县

在蒙阴，村民收入高、村集体收入低是普遍现象，几乎所有的村子，都有和烟庄村类似的现象。

孟良崮山下的东孟良崮村，是一个合并后的新村。2014年，东孟良崮和周围的三个自然村合并，在东孟良崮村集中建设新村，如今，已经建到第四期，远远望去，蓝顶白墙的二层小楼连成一片。

东孟良崮村二层小楼连成一片。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搬迁之后，原本的村庄腾退复耕，多出来不少地，有一部分承包给村民，没人承包的，村里通过土地流转来实现效益，村支书徐玉成告诉新京报记者，村里流转的土地一共800亩，这是村集体唯一的收入，每年26.8万。

相对村里的收入，村民收入要好得多，徐玉成说，“目前村里的人均年收入为1.3万元，在周边算中上游。村里人在农闲的时候私自造烟的村子，还会在附近的工厂打工，也有一部分收入。其实这样也很好，村民富了，就是村里富了。如果反过来，村里收入高，村民收入低，反而不好”。蒙阴县一位领导曾表示，百姓富了，就是最重要的政绩，村集体经济当然也要发展，但够用就好，村里钱多了，未必是好事。徐玉成很赞同这个观点。

王芳一家人，也是合并时从山上搬下来的，她原本的村子离孟良崮很近，旅游的人多，她在山上开一家农家乐，迁居以后，农家乐还开着。

新村都是联排小楼，独门独户，还有一个小院，和原来的山村相比，水、电、燃气显然更方便，“以前在山上的时候，条件很差，连条走车的路都没有，没有姑娘愿意嫁到村里。但现在，没人嫌弃我们村了”，王芳说。

长在果林里的村庄

蒙阴多山，家家户户的地，大多在山上，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里的村民们就开始在山上种果树，苹果、桃、樱桃等，既能绿化荒山，又有经济效益。即便是著名的孟良崮战役所在地，半山腰上，也都是农民种植的果树。

站在孟良崮的最高处，无论望向哪一边，都是一片深绿。2018年12月12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命名第二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的公告》，蒙阴县榜上有名。

2019年5月22日下午，孟良崮山下，西孟良崮村下辖的自然村横山后村村口，村民石大姐的两桶樱桃快卖完了，时间还早，她还得去山上的地里再补充点儿，在那儿，石大姐的丈夫已经摘好了半桶。

石大姐在路边卖樱桃。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石大姐家种着三亩多山地，有自家的，也有租种别人家的，主要种樱桃和蜜桃。两个儿子上大学，对她来说，负担不轻，农闲的时候，也会到附近打工，得益于水果产业的发达，附近有不少食品加工厂，自家的水果卖完了，石大姐有时候也会去上班。

西孟良崮村也是合并村，如今共有452户1520人，村民主要以种植蜜桃、樱桃、黄桃、板栗为生，人均年收入1.5万元左右。

和东孟良崮不同，西孟良崮没有流转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村里把荒山承包给村民，“因为是山地，不好量，一开始都是按片承包的，大概估摸个数字，就承包给村民了，一亩地2块钱。第一期承包期结束后，涨到1亩20多块钱，目前一共租给村民三四千亩，村里一年可以收到租金10万元左右私自造烟的村子，这是所有的收入”，村支书张玉坤说。

10万元的收入，勉强够维系村干部的工资和基本办公费用。事实上，在租金上涨之前，村里一度连笔墨纸张的钱都不够，更不用说村干部的工资了，“以前村干部的工资一直欠着，去年才把退休的村干部工资补齐”，张玉坤说。

在横山后村，上山的水泥路不仅可以通到每家门口，也能通到每家地头，从山下的到山上的地里，石大姐开着农用三轮车，一路上坡，就能到自家的樱桃园，村里也早通了自来水，“这些都是政府投资，村里投入得少，只有每家每户从主路入户的小路，村里补助了一部分。”

村委会并非基建的投资主体，“主要的花销有几方面，村两委6个村干部的工资，每个人每年也就1万多点儿，还有办公用的笔墨纸张，村里做宣传时用的公示牌、制度牌，剩下就是抽水抗旱时村里要出电费。现在的10万元，可以维持收支平衡了，以前不行”。

村里收入10万就够了

距“六姐妹”故乡烟庄村不到20公里的常坪村，村支书王业勇甚至在为10万元的村集体收入而发愁。

常坪村从2000年开始发展蜜桃种植，目前已经有2000多亩蜜桃，人均年收入1.4万元左右，种地多的，人均可以达到3万元。

和东、西孟良崮村不同，常坪村没有机动地，所有的地都分给村民了，这意味着村集体没有任何创造效益的资本。

“村里分过两次地，第一次每人1亩，村里还有机动地，后来又分了一次，村里就没有任何地了。村里就是这样，没地，就没收入”，王业勇说。

事实上，第二次分地，不算是承包地，而是租赁形式的，租赁的村民，每亩每年要向村集体交20元左右的租金，“总数是5万左右，这是村里所有的收入”，王业勇说。

村民富了，村里还穷。

2018年，政府投资在村里修了1.7公里村道，这一项目需要村集体投入一部分资金，但常坪村没有资金，“幸好，村里的河道里有沙子，那个不要钱，村里组织人挖沙子，算是投入了”，王业勇说。

“村集体一年5万元的收入，还不如村民一家的收入。一户村民，一般的年收入在六七万，好一点儿的10万往上，村里收入确实太少了”，这使得王业勇计划的许多事情都难以开展，“基础建设方面没什么问题，基本上都是政府投资，主要还是蓄水抗旱、村里一些公共设施的养护维修等需要资金，但村里几乎没有任何能力做”，王业勇说。

今年以来，山东大旱，蓄水抗旱的任务格外重要，尤其是种植水果，更需要水，王业勇说，“生活用水没有问题，村里有自来水，也有井，这里地下水还是很丰富的，打个三五十米，肯定有水了。但浇地不行，村民浇地，还是大水漫灌，很难做到精准的滴灌，需要的水更多”。

王业勇希望增加村里的收入，他的目标是翻一番，“10万元就差不多够了，包括村干部的工资、村委会正常运行的费用、蓄水抗旱的费用，以及维护公共设施的费用等，也就够了”，他说，“村里的公路、自来水等大的基建项目，基本上都是政府投建，村里只是负责日常维护，钱多了也不太好”。

美丽乡村的另一面

蒙阴县城东北30公里处的岱崮镇大崮村里，一直到2013年，都没有一条像样的路。

近年来，蒙阴县大力发展蜜桃产业，全县种植60万亩蜜桃，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村庄，大崮村也是其中之一，村里3000多亩地，绝大部分种桃，村民人均收入过万。

大崮村支书王均照（左一）。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但在村支书王均照看来，大崮村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掘出来。

大崮村背靠大崮山，大崮山是典型的岱崮地貌，这是沂蒙山区独有的世界级地貌。大崮山海拔628米，崮顶高25米，周长达5公里。因山体庞大，气势磅礴，故名大崮。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里都发生过激烈的战斗，著名的大崮山保卫战就发生在这里，如今，大崮山顶还保留着当年八路军兵工厂的遗址。

2013年，在外做生意多年的王均照回村接任村支书，开始计划开发大崮山的旅游资源，“村里没什么产业，也没什么收入，想发展起来不容易”，王均照说。

想发展旅游业，村子太难看了不行，王均照当村支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修路、改造民居。“村里没钱，感觉做这么多事情很难，其实真做起来，没想象的那么难，民居的设计，是镇上派来的一位干部，学过园林设计，这些都是他帮忙的。我们这里的山上，都是页岩，捡回来就能修路、装饰房子。村里不用的农具，拿出来整理一下，就可以做成民俗景观”，他说。

大崮村把废弃的小磨盘也做成了景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如今的大崮村，每座房子周围，都被鲜花围绕，薄厚均匀的页岩，也成了最合适的装饰物，墙上、路边随处可见，村子中心，数十个废弃的小磨盘，被穿起来，嵌在一面中空的墙上，就成了一处处独特的景观。

几年来，大崮村建成了生态种植、养殖、采摘、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农业生态公园，引进外部投资，与农民合作社、农户三方共同合作经营，此外，部分乡民还开起了农家乐、民宿，“做得好的，一年也能收入七八万”，王均照说。

【记者手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从荒山到林海，沂蒙人用了70多年。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沂蒙老区各个村庄，就开始绿化荒山。孟良崮战役所在地，原本是一片光秃秃的山，但在今天，站在孟良崮的最高处，无论望向哪一边，都是一片深绿。

改革开放后，整理荒山、种植经济林成为沂蒙的致富之路，一望无际的绿水青山，都是当地村民数十年来栽种的，这种绿化是渐进的，且是村民自发的，山上的树木，大多数是果林。

在工业化推进社会发展的历程中，沂蒙或许是一个特例——不必工厂林立，不用付出环境恶化的代价，就可以致富。据当地一位干部介绍，在改革开放之初，沂蒙地区就确立了生态发展的路线，数十年来，执政者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最初定下的路线，没人能改，不管谁来，都不能动。

人与自然达成了共生，荒山绿了，人也富了。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缺乏集体产业，村集体的收入堪忧，当地干部介绍，在蒙阴县，村集体的收入普遍不高，一般都在几万到几十万之间，“村集体当然需要收入，但村集体的钱太多了，也未必是好事”，他说。

这并不只是一个人的观点，事实上，在走访中，哪怕入不敷出、亟须增收的村集体，村干部的要求也并不高，如常坪村的村支书，期望值也只是10万元。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藏富于民”是最重要的经济思想之一，《论语》中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现代社会中，政府的公共职能比传统社会更多，所以“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一直争论不休。但至少在农业发展中，在集体经济的层面，“民富”或许比“村富”更重要。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影 王巍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范锦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