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广州，一男子通过微信在一家便利店购买两条中华香烟后，让其朋友到小区门口取烟。发现是假烟后中华烟，男子拿着香烟到便利店找老板退货。可老板却以拿烟的不是男子、无法确认烟是否被调包为由拒绝。男子一气之下，告上法庭，主张退一赔三。

李先生经常在自家小区附近的一家便利店买东西，因此与便利店老板顾某互加了微信好友。事发当天晚上，李先生在自己家中招待几位朋友吃饭喝酒。

在喝酒过程中，因香烟用完了，于是李先生拿起手机联系了便利店老板顾某，得知顾某处有卖软盒中华香烟和其愿意送货到小区门口后，李先生支付了1480元购买了两条中华牌香烟。

随后李先生因忙于招待客人，遂让其朋友刘某到小区门口从顾某手中取回香烟。发现是假烟后，李先生便拿着两条均已拆封的香烟并都使用一包多的香烟，来到便利店处要求老板退货。

可老板顾某拿过香烟看了一眼后，却以撕了外包装膜无法证明香烟是由其店里售出，且取烟的不是本人为由，拒绝了李先生的退货诉求。双方争执过后，李先生当场报警求助并向主管部门举报。

两条香烟均被鉴定为假烟后，李先生没有再找顾某协商，直接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定顾某需退回烟款1480元并赔偿其4440元。本案是李先生发起的民事维权之诉，根据民法举证规则，李先生负有举证责任。即李先生的诉求能否获得法院的支持，关键就是在于其能否举证明从便利店老板处购买到了两条假烟。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于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随后李先生在法庭上举证称：首先，当时是使用自己实名验证的微信号与顾某取得联系的，也是使用该微信号付款。

因此李先生主张两条香烟的实际购买人就是其本人。其次，该微信号聊天记录亦清楚和顾某说了，由身穿白色运动套装的朋友刘某，去小区门口向其取烟，虽然当时顾某没有及时回复，但通过其当时确实把烟给了刘某来看，就足以证明其是看到了这条信息。最后，根据主管部门的鉴定报告显示，其向顾某购买到的两条香烟就是假烟。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故意以次充好欺诈消费者的，消费者可以主张经营者退一赔三。据此，李先生认为其诉求，应当受到法院的支持。可对于李先生的主张，顾某却反驳称：第一，聊天记录并不能证明当时购买香烟的人就是李先生。也可以是其他人登陆李先生的微信号与其取得联系的。而且当时取烟的人确实不是李先生，因此其一方认为李先生没有资格起诉他。

第二，每条香烟外包装上的塑料膜都有一串编码，且其也另外做了标记。因此，其一方认为由于外包装的塑料膜被撕掉了，就无法分辨是否其售出的。第三，鉴定报告只能鉴定那两条香烟是假的，但也无法证明是由其一方售出的。因此，顾某主张法院驳回李先生的全部诉求，并承担案件受理费。顾某的辩解，粗看之下，貌似有几分道理。微信确实是可以由其他人登陆或使用，而且香烟外包装上也确实有一串条编码。但打官司是打证据，没有证据是高谈阔论是行不通的。法院经审理后认为：1、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0条规定得很清楚，当事人就对方主张予以反驳时，请提供证据证明反驳对方，否则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也就是说，在李先生一方能够举证证明当时是自己的微信号与顾某联系购买中华烟，并让朋友刘某到小区代为领取的。那么这个时候举证责任就转移到顾某身上。即顾某想要反驳这个观点应当要拿出证据证明。换而言之，由于顾某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那么李先生当然就有权利起诉顾某。2、虽然顾某主张撕了外包装膜就无法辩认香烟是其一方售出的。但根据李先生报警后的出警记录来看，当时李先生就让朋友代其回家将被撕掉的外包装膜取了回来，并确认了外包装膜上的编码是与内包装编码是一致的。据此，法院认为，根据盖然性证明标准，可以认定涉案两条就是由顾某售出的。盖然性证明标准是指对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的审查判断之结果，并结合其他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即应当依法对该事实予以认定。综上，法院经审理后支持李先生的主张，故判定顾某需退一赔三。即顾某不仅要退回烟款1480元给李先生，还要赔偿其4440元赔偿金。